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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沿革

日期:2015-11-05

  十堰市为湖北省省辖市,十堰地名始于明朝。明成化二十年(1484年),薛刚纂修《湖广图经志》载有:“ 十堰,在县(今郧阳区)南,因溪筑十堰,以灌田。” 这是关于十堰地名的最早记载。

  十堰地域是我国古代人类的发祥地之一 。20 世纪八十年代末,国家考古学者在郧县青曲镇的曲远河学堂梁子上发掘出了古人类颅骨化石,被国际古人类学者认定为直立人,并命名为“郧县人”,距今100多万年。证明十堰地域为古人类的起源地,改变了人类起源的一元说。

  五帝时期:尧子、丹朱分封于房县,十堰成为我国古代史上最早的封国。大禹时代:十堰地域分属古梁州和豫州。夏朝:十堰地域分属梁州和豫州,今郧阳区、郧西县、房县、竹山县、竹溪县等地域属梁州,丹江口属豫州。商朝:十堰是古代方国的领地,先后有庸、彭、微等封国和部落方国在此生存。西周:十堰仍为古方国并存地,有庸、微、麇、钖、绞、均等国。春秋时期:公元前611年前后,楚国北略,灭庸、麇后,在庸地设汉中郡,在庸都设上庸县,十堰地域属楚。战国时期:十堰初属楚国之上庸六县(上庸、房陵、钖、长利、武当、武陵);公元前312年秦张仪取上庸后,十堰属秦;公元前304年,秦昭王将上庸地还于楚;公元前296年楚怀王死于秦后,十堰终属秦。

  秦朝:统一全国后实行郡县制,十堰分属汉中郡和南阳郡。汉朝:西汉汉武帝划分全国为十三刺史部州,置刺史,十堰分属益州刺史部汉中郡和荆州刺史部之南阳郡管辖;东汉末年,十堰境有上庸郡、新城郡,以及上庸郡之上庸县、武陵县,新城郡之房陵县,西城郡之钖县,南阳郡之武当县。三国时期:十堰地域属曹魏之荆州,境域有两郡八县。两晋时期:十堰区域建置有二郡十一县。南北朝时期:十堰地区分属各朝州郡管辖。隋朝:建置为州、县二级制,炀帝时废州为郡,以郡统县,十堰地域分属西城、房陵、上洛和淅阳四郡。唐朝:贞观年间划分全国为十道,十堰为山南道所辖;唐地方为州、县二级制,十堰地区分属山南道之房州、均州、商州所辖。五代十国时期:十堰地区建置基本上承唐代,十堰有房州、均州领房陵、竹山、上庸、永清,郧乡、武当诸县,上津县仍为商州所辖。宋朝:北宋将全国划分为十五路,南宋划分为十六路,宋行政区划分路、州、县三级制,十堰分属京西路南路和陕西路永兴军路。元朝:实行行省制度,实行省、府、州、县四级行政建制,十堰分属河南江北等处行省和陕西行省管辖。明朝:洪武九年(1376年),改行省为承宣布政使司,十堰属湖广承宣布政使司襄阳府所辖;明成化十二年(1476年),设立郧阳府,府治郧县,十堰属湖广行省下荆南道管理。清朝:改明朝湖广为湖北、湖南两省,十堰地区仍为郧阳府,属湖北承宣布政使司所辖。

  民国时期:湖北省划为11个行政督察区,郧阳隶属第八行政督察区。

  1949年5月,十堰全境解放后,设立两郧专署,归属陕南公署(今陕西省)管辖。1950年2月划回湖北省,两郧专署改为郧阳专员公署。1952年12月,襄阳、郧阳专署合并。1965年,分设襄阳、郧阳两专署,郧阳专署辖郧县、竹山、竹溪、郧西、房县、均县等6县。1967年,中央决定在十堰建设我国第二汽车制造厂,先后划出郧县(现郧阳区)的十堰区、黄龙区及茶店区的茅坪公社,成立十堰办事处,隶属郧阳地区管辖。1969年撤销十堰办事处,在境内设置十堰市,由郧阳专署领导。1973年2月,十堰市升格为地级市,为湖北省直辖。1994年10月,郧阳地区和十堰市合并,仍称十堰市,辖丹江口市、郧阳区(原郧县)、郧西县、竹山县、竹溪县、房县及张湾区、茅箭区至今。 十堰又称车城。车城十堰的出现完全是由于1960年代第二汽车制造厂选厂址于此,在二汽定址之前,只有十堰镇,没有十堰市。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二汽成就了十堰。每年上百亿元的产值,二十几万的职工和家属,令二汽--今天的东风汽车公司成为十堰市举足轻重的力量。

  1990年代初公布的一份中国步入小康水平城市的列表中,十堰市是湖北省唯一入表的城市。一个大型国有企业的存在,初期天南海北几万外来人口的涌入,使得十堰市成为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十堰地处湖北、河南、陕西三省交界地带,本地话最接近河南南阳话。但是在十堰,带有外地口音的普通话不会受到歧视,反而是说本地话或者是带有本地口音的普通话,会被人们认作乡下人。走出大山后,常被误认为是北京人或者东北人,几乎没有人会把他们与湖北联系起来。从生活的舒适度来看,如果要求不是太高,十堰市可以算得上是一个滋润的“世外桃源”。四季分明,有山有水,而且它是秦岭淮河以南城市中少有的冬天有暖气的城市。

  

  二汽与十堰:一个企业带动一座城市

  对于79岁的二汽老职工杨廷新来说,1968年如此值得记忆--他来到地处鄂西北的贫瘠小山沟十堰,加入如火如荼的建设行列。

  这一年,距离毛泽东主席提出二汽建设的构想,过去了16年。

  如今,二汽已成长为枝繁叶茂的东风汽车集团,但十堰人还是习惯叫它原来的名字。“在全国三线大型企业建设中,最为成功的就是攀枝花钢铁公司和第二汽车厂两家。”曾任三线建设指挥部副指挥长、四川省省长的鲁大东评价。

  作为东风汽车的发祥地,十堰也从一个只有百多户居民的山区小镇,成为一座为汽车而生的城市。在这座大山环绕的城市里,有10余万人和汽车结下了不解之缘,其中许多人已是“汽车世家”。?

  荒寂小镇涌入建设大军

  上世纪60年代的十堰,只是中国无数深山小镇中的一个,行政上隶属湖北省郧阳地区的郧县(现郧阳区)。北有武当山,南有神农架,俗称“九山、半水,半分田”,意思是说垒起整整十道堰才能开出地来种。

  一个比较形象的说法是,只有一间打铁店,叮叮当当的打铁声就足以传遍整个小镇--这就是十堰全部的工业基础。在这样的环境下,不要说建设一个现代化的汽车制造厂,即便是职工的基本生活,都会遭遇意想不到的困难。

  1968年5月的一个晚上,杨廷新和十几位战友从武昌站坐车,一路颠簸。次日早上赶到的杨廷新发现,附近的村子基本上没有砖房,到处都是土房子和草棚子。唯一的砂石公路坑坑洼洼横贯东西,据说是抗战期间李宗仁下令修建的,连接着湖北老河口和陕西白河县。

  “建厂的地方没有任何建筑物,就用麦秆、稻秆临时搭建,这种房子冬天冷,夏天热。”杨廷新说。

  筹备建厂时,没有自来水,也没有电。职工来这里不能带家属,夫妻来支援的,也只能分别住集体宿舍。新婚夫妇也不例外--打报告申请一个大设备箱,外面糊上报纸,装个门,贴个“喜”字,里面放床、桌子和椅子,就算新房了。每个月领着几十元的工资,逢年过节时要想买点东西,就得去郧县县城。

  刚开始时,没有地方住,很多人就住老乡的猪圈旁,住芦蓆棚,住“干打垒”。当地老乡有为家里老人提前预备寿材的习惯,建设者们经常睡在棺材旁边好几个月。碰到漏雨时,有人干脆睡在棺材里。

  没蔬菜吃,只能在山坡上种点苞米。最初一两年,连咸菜都是开车从武汉、襄樊等地运过来,偶尔拉点蔬菜,吃不了两天就没有了。

  因为是山区,一下大雨就发大水,满眼都是黄泥。那时候,附近还经常有狼、豹子出没。

  杨廷新到达十堰时,已有不少人在此筹备。大批技术人员、管理干部涌入这个偏僻的山区,寂静的小山沟一下子热闹起来,大山里随处可见人们穿梭的身影。

  在数万建设大军中,最大的支持者是一汽。一汽将全厂1/3的干部、技术骨干无条件支援二汽,这些人成了二汽建设的骨干。踊跃报名的盛况是当年一汽的一大景观,因为人数太多,许多人通过抽签的办法被选中。

  1957年从长春汽车拖拉机学院毕业进入一汽的马克定对妻子说:“在一汽干了十年,再用十年到湖北建个二汽吧。”夫妇将一岁的女儿送回江苏南通老母亲身边,带着简单的家什,千里迢迢来这里。

  艰难的拉设备“会战”

  杨廷新清楚记得,1969年10月,在现在张湾青年广场的位置,厂里面召开了大会,宣布开始动工。他加入新成立的二汽汽车运输团,担任一车队的指导员和党支部书记,投入一场“拉设备会战”中。

  “定点后,开始找位置,确定总厂的位置、分厂的位置,确定总装厂和发动机厂的位置。然后开始建厂房。那时喜欢用‘会战’这个词,‘建厂房会战’、‘拉设备会战’。”

  工作条件十分艰苦。杨廷新和同事们不分昼夜地运送物资和设备,由于不通火车,最初的物资和设备基本上都从汉江边靠人拉肩扛运过来。工地与码头之间一来一去就是30公里,山路崎岖。

  当时住在“干打垒”房子里,机器设备一震动,墙体就出现裂缝,危及安全。但全厂所有的生产车间和办公、住房,甚至连河上的桥也要“干打垒”。

  杨廷新回忆,当时有一些规定,比如不许盖红砖房,不能用自来水冲厕所。他如今住的红砖房,是在1972年建的老房子,在当时是这里的第一栋红砖房。

  1969年,二汽突然接到任务要求在次年“五一”产出100辆车,“十一”产出500辆车。经过探讨争论,最后降为100辆。1970年10月1日,这些手工生产出来的车要在武汉参加建国21周年庆祝游行,因为是拼凑起来的车,对质量谁也没信心。于是二汽派了几十名工人躲在主席台后面,随时准备紧急抢修。

  到1972年,2年多的时间里,二汽共生产了不到200辆车,但是质量极差。人们当时这样调侃这批车:“看起来龇牙咧嘴,走起来摇头摆尾,停下来漏油漏水。”

  

  “两下三上”重新集结

  1972年3月17日,中国汽车工业的灵魂人物饶斌提出,“生产准备工作要以调试为中心,保质量、上能力、打基础。”他成功地领导建成一汽和二汽,是中国汽车工业的创始人。

  面对这种局面,饶斌以他独有的感召力,重新凝聚了队伍。一些不能用的厂房推倒重来,汽车上不合理的设计被一项项改进。随后,陈祖涛等主要领导和工程技术人员也逐步归队,二汽渐渐恢复正常的建设秩序。

  1975年10月,饶斌亲自开着第一辆2.5吨东风卡车驶下生产线。1978年,第二个基本车型5吨载重车投产。至此,二汽的建设开始初具规模,开始大批量生产,完成了初期的艰苦创业阶段。1969年成为二汽官方的建厂年。

  事实上,在1969年正式开工之前,二汽建设项目经历了“两下三上”的波折。建设二汽的构想最早萌发于1952年年底。当时,中国国民经济处在恢复期。在朝鲜战场,由于美军的轰炸,志愿军的汽车损失很大,前方急需的给养、物资运不上去,彭德怀急得直接给毛泽东发电报要汽车。

  1953年1月,一机部汽车局上报了《第二汽车厂建设说明书》,当时的设想是仿制2.5吨的嘎斯51,年产量定在10万辆以上。1954年4月,时任湖北省委第一副书记的刘西尧调任筹备处主任,二汽第一次上马紧锣密鼓开始了。

  二汽的厂址选在武汉的青山,就是后来的武钢的厂址。但因为和武钢的选址冲突,又将厂址移往武昌的东湖一带。到了1955年,出于对战争威胁的考虑,国家建委和一机部汽车局提出,在武汉建设这么多项目,不利于防空。

  很快,中央取消了二汽放在武汉的决定,放到四川去了。1956年1月,初步将二汽的厂址定在成都郊区的牛市口、保和场一带。到1957年3月,因为国内经济上实在难以承受,汽车局宣布二汽下马。

  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1958年6月,中央第二次提出建设二汽。李富春副总理指示:“长江流域就湖南没有大工厂,二汽就建在湖南吧。”并仿照前苏联做法,把汽车厂起名为“毛泽东汽车厂”。随后,一机部汽车局开始组织选址,当时还在一汽工作的陈祖涛被调来,参加选址小组。1960年,就在选定厂址,各项筹备工作开始运转的时候,突然宣布,二汽不建了。就这样,二汽第二次下马,第一任总工程师陈祖涛又回到长春。

  决定性的第三次上马

  第三次上马在5年之后。此时国民经济逐步好转,二汽的建设再次提上议事日程。

  此时,刚刚经历三年自然灾害的中国,又面临着严峻的周边局势--随着中苏两国的关系急剧恶化,苏联在我国北部边境陈兵百万;印度在中印边境挑起事端,直接导致中印军事冲突……

  由于地理和历史的原因,当时中国70%的工业分布于东北和沿海地区,这种工业布局显得非常脆弱。东北的重工业完全处于苏联的轰炸机和中短程导弹的射程之内;而在沿海地区,以上海为中心的华东工业区则完全暴露在美国航空母舰的攻击范围。一旦战争打响,中国的工业将很快陷入瘫痪。

  1964年,毛泽东提出三线建设。我国领导人不得不考虑,一旦战争打起来,中国必须要有可靠的战略后方和坚强有力的军需后勤保障,为此,中央不惜花费几千亿元的代价和巨大的牺牲,提出建设三线战略工业基地。就这样,沉睡的深山戈壁被唤醒,大批工厂从一线迁往三线。在准备打仗的特定形势下,这里成为理想的战略后方。

  汽车是重要的军事后勤装备,自然是重要的“三线”建设项目。毛泽东也再次提出建设二汽的问题,一机部部长段君毅得到指示后,就指定时任一汽厂长的饶斌负责筹建。1965年,第二汽车厂的建设项目正式列入国家发展第三个五年计划。同年12月,一机部正式任命了二汽建设五人领导小组,这五个人是:饶斌、齐抗、张庆梓、李子政和陈祖涛。

  1966年10月,中共湖北省委决定成立“第二汽车制造厂筹备处”临时党委,饶斌任书记,齐抗、张庆梓、李子政和陈祖涛四个人任临时党委成员。这样,二汽建设的核心层正式成立,跌宕起伏的二汽建设项目又开始启动了。

  二汽与十堰:一个企业如何带动一座城市

  对于选址,当时中央对“三线”工厂的布局要求是“靠山、分散、隐蔽”的六字方针。经过党中央最高领导层决策,二汽选址的重心从湖南、四川移向了位于大巴山和秦岭交会的湖北、陕西一带。

  “经过反复勘探和综合分析,厂址初步定在湖北郧阳地区一个有近百户居民叫十堰的小镇。这是一个在政治局势和科学生产之间平衡较好的方案。厂房分别建在该地区40多条高差150米左右的山沟里,能隐蔽,即将建设的铁路由此通过,交通方便。

  1966年10月,一机部牵头在老营召开了二汽选址现场会议,一机部副部长白坚主持会议。会议上,一些意见提出二汽要进大山,进深沟,进山洞,车间与车间距离不小于1000米,建筑群面积不超过20000平方米,要炸不垮,打不烂。“这种想法在那时是最时髦的。但如果按照这种想法做,那就不是建设现代化的汽车厂,而是建设汽车作坊。”陈祖涛认为。

  经过会上20天的争论,十堰方案以占压倒优势获得通过。《老营现场会议纪要》正式以一机部的意见上报国家,1967年2月,一机部正式下文批准。

  从一汽越野车分厂调到二汽任传动轴厂筹备组负责人的陈玄德当年参加了老营会议。他回忆说:“老营会议是二汽建厂史中的一次重要会议,将二汽的厂址确定为十堰地区,为二汽后来在三线企业中成为佼佼者打下基础。”

  在陈玄德看来,将二汽厂址定在十堰地区,是相对较好的方案。

  1967年4月1日,在十堰的炉子沟正式举行了二汽开工典礼。从此在中国工业建设的序列里,出现了“第二汽车制造厂”。

  1967年、1968年,二汽先后出现了“东、西方案之争”和“南北之争”。有人说厂址不符合战备的要求,是“小隐蔽大暴露”,有人要求将厂址东移到襄樊或是谷城。

  1968年11月19日,周恩来总理指示,“二汽就在湖北郧县十堰地区建设”。这样,关于二汽的厂址之争,才算尘埃落定。1969年1月9日,郧阳军分区召开了建设二汽现场会,这实际上是第二次开工典礼。1969年是二汽的建厂年。

  1992年,二汽更名为东风汽车公司,先后在襄樊、武汉等地建立起生产基地,同时与雷诺、日产等跨国公司进行了全面合资。

  对于一个日益国际化的汽车企业而言,深居大山的“东风”不得不面临新的选择。2003年,东风公司总部正式迁移到武汉,在十堰则成立东风公司十堰管理部。

  从避开城市到建城

  和二汽一起长大的,是一个城市。如今的十堰再也看不到当初荒野山沟的痕迹。杨廷新指着自己身后的房子说,当年旁边没有像样的建筑物。

  上世纪70年代初,十堰没有学校、商场、医院等生活服务设施。当时,每到星期天,家家户户都自己用手捏煤球,或到山上砍柴。

  为安定人心,城市建设作为保障二汽建设的大事被提上日程。1967年,国家为建设第二汽车制造厂,设立了郧县十堰办事处,1969年12月经国务院批准成立十堰市,1973年升格为省辖市。十堰市、二汽实行“市厂合一”,当时二汽的厂领导,就是十堰市的党政领导。

  1972年年底,十堰正式成立了城市规划领导小组。十堰市建委主任张万祥带队到一机部、国家计委汇报,为城市建设争取到了特殊政策和1000多万元的建设资金。十堰市政府想方设法,建立较为完善的生活设施,解除了几万二汽人的后顾之忧。而企业利用自己的优势向十堰市和周围地区扩散汽车零部件生产,帮助他们建立自己的汽车零部件工业,增强经济实力。

  1982年,二汽和十堰市实现了政企分开。杨廷新的身份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他的人事关系到了十堰市交通局。不过,他与二汽之间的关系难以割舍,几个子女仍然在东风汽车公司就职。

  上世纪90年代,原十堰市和郧阳地区合并,成立新的十堰市,昔日的深山小镇发展为百里汽车城。“当年在山区建设是为了避开城市,但几十万人生活的现实又逼着我们重新建设城市。”陈祖涛感慨。

   来源:十堰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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