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郧县村级卫生网络建设的调查与思考
2008年02月25日 作者：郧县县委办公室 来源：市政府研究室
党的十七大指出，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建好农村三级卫生服务网络，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广大农民居住分散，交通不便，经济条件差，生活环境恶劣。因此，村卫生室成为农民医治普通病的主要阵地，乡村医生成为农村开展医疗卫生和防疫保健工作的重要力量，建好村级卫生网络是解决农民病有所医的一项基础保障工程。
一、村级卫生网络的发展与现状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农村卫生条件极差，农民医疗卫生意识淡薄，各种疾病流行。为遏制这种被动局面，郧县积极响应上级号召，按照毛泽东主席“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六•二六”指示，先后培养了一批“赤脚医生”。随后，全县各村由集体提供资金、设备、房屋，赤脚医生坐诊，办起了卫生室。当时的村卫生室属村办村管，业务上受乡镇卫生院（所）指导，这样全县基本建立了村级卫生服务网络。八十年代中期，县卫生局对考核合格、相当于中专水平的赤脚医生发给乡村医生证书，以后就把赤脚医生称为“乡村医生”。在六、七十年代，赤脚医生按照“送药到手，看药入口，不吃不走”的方式，起早贪黑，完成了大量的防疫和医疗任务，如初级合作医疗、地方病（麻风、麻疹、天花、头癣、克丁病、丝虫病）普查及防治、疟疾歼灭战、除害灭病等。到八、九十年代，乡村医生主要从事公共卫生宣传、计划免疫、传染病防治、普通病治疗、妇幼保健、计划生育宣传指导等工作。几十年来，乡村医生坚持不花钱也治病、少花钱治大病的原则，爬山涉水，走乡串户，承担着边远山村的预防接种、妇幼保健等工作重任，付出了艰辛劳动，解除了农民群众的许多疾苦，为缓解农村缺医少药、看病不便等问题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是在九十年代，实现中国政府向国际社会做出的“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承诺和2003年抗击非典的过程中，他们无偿奉献，做出了很大牺牲。
目前，全县有村卫生室318个，卫生室空白村40个。卫生室砖石结构房屋95个，占30%；砖混结构32个，占10%；土木结构房屋191个，占60%；危房95个，占30%。在岗乡村医生501人，退休村医436人。在岗乡村医生的年龄结构为：60周岁以上的有45人，50-60周岁以上的有196人（女性27人），45岁-50岁的有97人，45岁以下有163人。文化程度为：相当于中专及以上39人，占7.8%；高中及以下462人，占92.2%；在501个乡村医生中有144人正在参加中专学历教育。执业资格情况：通过短期培训取得乡村医生执业证书者501人，占100%；其中具有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证书的有2人，仅占0.4%。
二、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村卫生室在上个世纪得到较快发展，村医队伍不断壮大。但是，进入本世纪以来，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村级卫生室建设与发展迟缓，矛盾日益凸现。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卫生室房屋简陋陈旧，医疗器械缺乏。按规定，村级卫生室用房由村提供。目前大多数村卫生室无集体房屋，村医只能在自己家或租房开业应诊。因为村集体无投入，村卫生室只能各自为阵、个人经营，造成房屋设施简陋陈旧，面积狭小，达不到卫生标准。柳陂镇30个行政村，有25个村级医疗机构，其中由镇卫生院提供房屋7个，村集体提供房屋1个，由村医个人提供房屋17个，占卫生室总数68%。而柳陂镇又是全县村卫生室建设较好的乡镇，其它乡镇的情况就更差。据统计，全县由村集体提供房屋32个，占10%，由村医个人筹建191个，占60%，村医租借用房64个，占20%。医疗设备落后，不能满足群众的需求。诊疗设备仍然是听诊器、血压计、体温表“老三件”。村卫生室面积达不到标准，诊断室、治疗室、观察室“三室”难分开，消毒锅、氧气包、儿童体检用具、洗胃管等常用医疗器械配置不全，大多损坏后不能及时更换。
2、村医队伍素质偏低，青黄不接问题严重。全县村医学历和专业技能普遍较低，大多数村医几十年来从未参加过培训和进修，有的甚至是“老子教儿子，儿子教媳妇”，上一代老了下一代接替，内部传教。全县在岗村医年龄在50周岁以上的241人，占48%，其中有72人，按照《村医管理条例》（男60岁、女55岁以上不予注册）不符合注册条件，不能从事医疗工作，因无人接替，至今仍超龄工作；45岁以下的仅占32%。而年轻的中专毕业生因条件差、待遇低又不愿到村里工作，从而使乡村医生队伍正面临年龄老化、后继乏人的局面，新鲜血液的补充较为困难。
3、服务方向发生偏差，服务能力弱化。2001年5月，国务院体改办、国家计委、财政部、农业部、卫生部下发的《关于农村卫生改革与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加强农村卫生室建设，使之能够为农民提供安全、方便的常见病诊治服务，并承担公共卫生和预防保健任务。”由于乡村医生待遇低，收入不稳定，造成村医对预防保健、健康教育、爱国卫生等公共卫生工作积极性不高，把工作重心放在诊治疾病，从药品差价中获取劳动报酬，使卫生室职能出现本末倒置。由于村医素质偏低，只能提供常见病、多发病的一般诊治上，误诊现象比较严重。有的村卫生室服务仅停留在卖药上，成为大药房，服务能力弱化。
4、管理体制不健全，出现私人化趋向。村卫生室名义上是集体办医的村办村管体制，实则是村不管、不会管、不投入，无形中把村卫生室推向社会，变相的成为个人诊所。多数村卫生室只有一名村医，或是全家参与经营，进药、收费财务不清，收费较乱。由于村卫生室自负盈亏，为谋求利润的最大化，不规范的从医行为时有发生。尽管卫生部门在卫生室管理方面做了许多尝试，但收效甚微。
存在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
一是集体无力投入，政府缺乏投入，是造成卫生室功能弱化的重要原因。村卫生室属于村级公益事业，担负着农村卫生、医疗、保健的重任。目前，农村集体经济逐步转型，大多数村已无集体收入，负债严重，资产变卖，日常开支仅靠国家转移支付，对村卫生室的投入也就根本无从谈起。政府对农村卫生事业的投入，主要侧重于县、乡两级医疗机构，很少涉及村级卫生室。这样，长期以来，村卫生室在国家、集体无投入的情况下，基础设施建设、人员培训等得不到保障，致使服务功能逐步弱化，服务方向和服务意识不明确。
二是乡村医生待遇差，收入不稳定，是导致村级卫生事业滞后的直接原因。在集体经济年代，乡村医生（当时称赤脚医生）同当时的民办教师一样，主要靠生产队补贴、记工分获取劳动报酬，收入相对较好，这是村卫生室发展最快、最好的时期。在八十年代全县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国务院专门下发了国发[1981]24号文件，批转了卫生部关于合理解决赤脚医生补助问题的报告，指出对于获得“乡村医生”证书的赤脚医生，原则上给予相当于当地民办教师水平的待遇，经费来源主要从社队企副业收入和社队公益金中提取一点、诊疗收入中解决一点、地方财政给予适当补助三个方面解决。这是解决有关乡村医生待遇问题的最明确规定，反映了国务院对此问题的重视。当时，我县主要是从诊疗收入和防疫补助两方面解决乡村医生待遇。1995年，郧县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郧政发[1995]98号），进一步明确了乡村医生的待遇采取“三点一免”（即从公益金中提取一点、国家补助一点、开展医疗服务创收一点，免去本人义务工）的办法落实，其补助水平和村副职干部享受同等待遇。大多数村补助的是每人每月20元，县财政每年按人平0.1元标准预算，每年安排预算6.54万元，用于补助乡村医生，各村基本免除了村医本人的义务工，最大限度的保证了乡村医生从事预
一、村级卫生网络的发展与现状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农村卫生条件极差，农民医疗卫生意识淡薄，各种疾病流行。为遏制这种被动局面，郧县积极响应上级号召，按照毛泽东主席“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六•二六”指示，先后培养了一批“赤脚医生”。随后，全县各村由集体提供资金、设备、房屋，赤脚医生坐诊，办起了卫生室。当时的村卫生室属村办村管，业务上受乡镇卫生院（所）指导，这样全县基本建立了村级卫生服务网络。八十年代中期，县卫生局对考核合格、相当于中专水平的赤脚医生发给乡村医生证书，以后就把赤脚医生称为“乡村医生”。在六、七十年代，赤脚医生按照“送药到手，看药入口，不吃不走”的方式，起早贪黑，完成了大量的防疫和医疗任务，如初级合作医疗、地方病（麻风、麻疹、天花、头癣、克丁病、丝虫病）普查及防治、疟疾歼灭战、除害灭病等。到八、九十年代，乡村医生主要从事公共卫生宣传、计划免疫、传染病防治、普通病治疗、妇幼保健、计划生育宣传指导等工作。几十年来，乡村医生坚持不花钱也治病、少花钱治大病的原则，爬山涉水，走乡串户，承担着边远山村的预防接种、妇幼保健等工作重任，付出了艰辛劳动，解除了农民群众的许多疾苦，为缓解农村缺医少药、看病不便等问题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是在九十年代，实现中国政府向国际社会做出的“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承诺和2003年抗击非典的过程中，他们无偿奉献，做出了很大牺牲。
目前，全县有村卫生室318个，卫生室空白村40个。卫生室砖石结构房屋95个，占30%；砖混结构32个，占10%；土木结构房屋191个，占60%；危房95个，占30%。在岗乡村医生501人，退休村医436人。在岗乡村医生的年龄结构为：60周岁以上的有45人，50-60周岁以上的有196人（女性27人），45岁-50岁的有97人，45岁以下有163人。文化程度为：相当于中专及以上39人，占7.8%；高中及以下462人，占92.2%；在501个乡村医生中有144人正在参加中专学历教育。执业资格情况：通过短期培训取得乡村医生执业证书者501人，占100%；其中具有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证书的有2人，仅占0.4%。
二、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村卫生室在上个世纪得到较快发展，村医队伍不断壮大。但是，进入本世纪以来，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村级卫生室建设与发展迟缓，矛盾日益凸现。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卫生室房屋简陋陈旧，医疗器械缺乏。按规定，村级卫生室用房由村提供。目前大多数村卫生室无集体房屋，村医只能在自己家或租房开业应诊。因为村集体无投入，村卫生室只能各自为阵、个人经营，造成房屋设施简陋陈旧，面积狭小，达不到卫生标准。柳陂镇30个行政村，有25个村级医疗机构，其中由镇卫生院提供房屋7个，村集体提供房屋1个，由村医个人提供房屋17个，占卫生室总数68%。而柳陂镇又是全县村卫生室建设较好的乡镇，其它乡镇的情况就更差。据统计，全县由村集体提供房屋32个，占10%，由村医个人筹建191个，占60%，村医租借用房64个，占20%。医疗设备落后，不能满足群众的需求。诊疗设备仍然是听诊器、血压计、体温表“老三件”。村卫生室面积达不到标准，诊断室、治疗室、观察室“三室”难分开，消毒锅、氧气包、儿童体检用具、洗胃管等常用医疗器械配置不全，大多损坏后不能及时更换。
2、村医队伍素质偏低，青黄不接问题严重。全县村医学历和专业技能普遍较低，大多数村医几十年来从未参加过培训和进修，有的甚至是“老子教儿子，儿子教媳妇”，上一代老了下一代接替，内部传教。全县在岗村医年龄在50周岁以上的241人，占48%，其中有72人，按照《村医管理条例》（男60岁、女55岁以上不予注册）不符合注册条件，不能从事医疗工作，因无人接替，至今仍超龄工作；45岁以下的仅占32%。而年轻的中专毕业生因条件差、待遇低又不愿到村里工作，从而使乡村医生队伍正面临年龄老化、后继乏人的局面，新鲜血液的补充较为困难。
3、服务方向发生偏差，服务能力弱化。2001年5月，国务院体改办、国家计委、财政部、农业部、卫生部下发的《关于农村卫生改革与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加强农村卫生室建设，使之能够为农民提供安全、方便的常见病诊治服务，并承担公共卫生和预防保健任务。”由于乡村医生待遇低，收入不稳定，造成村医对预防保健、健康教育、爱国卫生等公共卫生工作积极性不高，把工作重心放在诊治疾病，从药品差价中获取劳动报酬，使卫生室职能出现本末倒置。由于村医素质偏低，只能提供常见病、多发病的一般诊治上，误诊现象比较严重。有的村卫生室服务仅停留在卖药上，成为大药房，服务能力弱化。
4、管理体制不健全，出现私人化趋向。村卫生室名义上是集体办医的村办村管体制，实则是村不管、不会管、不投入，无形中把村卫生室推向社会，变相的成为个人诊所。多数村卫生室只有一名村医，或是全家参与经营，进药、收费财务不清，收费较乱。由于村卫生室自负盈亏，为谋求利润的最大化，不规范的从医行为时有发生。尽管卫生部门在卫生室管理方面做了许多尝试，但收效甚微。
存在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
一是集体无力投入，政府缺乏投入，是造成卫生室功能弱化的重要原因。村卫生室属于村级公益事业，担负着农村卫生、医疗、保健的重任。目前，农村集体经济逐步转型，大多数村已无集体收入，负债严重，资产变卖，日常开支仅靠国家转移支付，对村卫生室的投入也就根本无从谈起。政府对农村卫生事业的投入，主要侧重于县、乡两级医疗机构，很少涉及村级卫生室。这样，长期以来，村卫生室在国家、集体无投入的情况下，基础设施建设、人员培训等得不到保障，致使服务功能逐步弱化，服务方向和服务意识不明确。
二是乡村医生待遇差，收入不稳定，是导致村级卫生事业滞后的直接原因。在集体经济年代，乡村医生（当时称赤脚医生）同当时的民办教师一样，主要靠生产队补贴、记工分获取劳动报酬，收入相对较好，这是村卫生室发展最快、最好的时期。在八十年代全县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国务院专门下发了国发[1981]24号文件，批转了卫生部关于合理解决赤脚医生补助问题的报告，指出对于获得“乡村医生”证书的赤脚医生，原则上给予相当于当地民办教师水平的待遇，经费来源主要从社队企副业收入和社队公益金中提取一点、诊疗收入中解决一点、地方财政给予适当补助三个方面解决。这是解决有关乡村医生待遇问题的最明确规定，反映了国务院对此问题的重视。当时，我县主要是从诊疗收入和防疫补助两方面解决乡村医生待遇。1995年，郧县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郧政发[1995]98号），进一步明确了乡村医生的待遇采取“三点一免”（即从公益金中提取一点、国家补助一点、开展医疗服务创收一点，免去本人义务工）的办法落实，其补助水平和村副职干部享受同等待遇。大多数村补助的是每人每月20元，县财政每年按人平0.1元标准预算，每年安排预算6.54万元，用于补助乡村医生，各村基本免除了村医本人的义务工，最大限度的保证了乡村医生从事预